【記者胡慕情台北報導】樂生事件在資訊封閉下使閱聽眾無知,部落客適時興起造成擾動。但部落客創造的是奇蹟還是常態?在蘋果日報刊登的廣告,實際匯款已有10萬,這是單純的滑鼠革命嗎?還是象徵了未來的可能性?


部落客瓦礫靦腆地說,要談「這次部落客為社運做了什麼?其實就是造成一場意外」。一開始他發起「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串連,只是個人的聲音,沒想到 有那麼多迴響,但在這次串連內做了較富實驗性的事,「如把很多東西原碼化,告訴讀者,如果要用這個連結,可以直接拷貝原碼。」瓦礫認為,這次事件從意外開 始,接著發生奇蹟,「我們無法複製它。」社運並非承載在網路上,而是網路未來要如何協助社運。


苦勞網秘書長孫窮理也同意,社運不能夠靠一次次奇蹟。近2年在網路愈來愈成熟的狀況下,社運內容開始藉網路擴散。「樂生和網路屬性有點相關,樂生的組織,每個人用自己的創意去發揮力量,看似有連結,又不是過去我們所認知的,是很特別的。」


孫窮理回顧台灣這幾年的社運組織,發現有很微妙的變化。「我不是說組織發生問題,而是過去社運的組織有東西要重新思考。」這次的事件他看到很多人的參與,是過去社運沒辦法培育的工作。也因為參與者的多元性,造成運動的穩定度。


部落客在這次的活動中,扮演某程度的「公民記者」,孫窮理認為,假使真有所謂公民記者,「並沒有比現場靜坐的人更沒有理由被抓。」孫窮理認為,所謂「真記 者」的知的權利,或是所謂的第四權,是被國家所建構的,「反映媒體背後的某些利益,是被有利者所接受的。」他指出,記者從事報導的時候,就是利益機器的一 部分,用所謂公正客觀與媒體規範包裝議題。


孫窮理懷疑,如果公民記者接受傳統媒體的規範後,到底會怎樣?誰來當公民記者?誰可以被抓?可否喊口號?能喊幾句?他較傾向於每個人有自己發言的位置,因 為當運動所想要的東西與國家掛勾時,經常就被吞噬或變質,「當大家的身份多變且多元,以游擊方式出現,會讓敵人比較害怕。


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管中祥說,這次運動過程最有趣的就是出現各自分工的狀態。「不管阿伯阿嬤、社運團體、部落客與樂青,即便在網路或廣告,也形成分 工。」雖然瓦礫認為這是偶然,「但某程度已經準備好了,網路這幾年的發展,使大家在社群內有信任感,加上對議題的興趣,所以能夠衝出來。」


部落客豬小草說,過去的傳播方式就像座談會,偏於單向式溝通,但部落客的形式是較混沌的,沒人知道誰是誰,可能聽到每個人在說同一件事,所以被包圍的人不 知道敵人在哪裡。他認為對傳統社運者而言,在現場消耗太多心力,無法替讀者找出可以關心的切入點,尤其是記者不報導的時候。


對豬小草而言,部落格是另一種傳播方法,他認為這次的串連與集資和過去「某某小妹需要肝臟」的垃圾信件性質類似,不同的是,因為內容被詮釋,使讀者能夠了解,再加上不同使用者的關心,對下一個讀者意義就不一樣。


他指出,過去樂青已有很多東西是放在網上的,「對我們來說很多素材是直接的,缺乏的只是可以讀的東西出去。」豬小草覺得,也許是運動者的形象太鮮明,所以民眾不願意相信「暴民」(運動者)說的,「但若換一個人來講,效果就會不同」。


即便部落客似乎在這次運動中達到成功,但豬小草認為他仍面對兩個困境:「這個東西能不能回到運動者身上?這東西可能促成媒體的改變嗎?」他無奈地說,這次 事件後,很多人問他接下來要幹嘛,「我不知道,大家看樂生影展很高興,但可能隔天樂生就被拆了。」他直指網路能形成的是輿論,攪動看似已有結果的東西, 「但回過頭來挑戰讀者的是:你要投入多少?」


豬小草認為,部落客就是一個訊息傳播者,「我要做的事,就是怎麼把我的東西做更好的整理讓讀者知道。」他表示,如果部落客的行為無法改變他所面對的困境, 「那麼被改變的就是只有我們自己」。他不覺得部落客創造了歷史,「是在補進度,很多事情被人們忽略,今天只是剛好有樂生讓我們重新思考。」


青年樂生聯盟發言人管婺媛坦承,樂青的組織就像一盤散沙,「我們做得很辛苦」,當主流媒體不報導時,部落客的介入對她們來說相當重要。豬小草說,部落客只 是依照每個人所能做的去做,如部落客「弱慢」改裝自己的平台討論樂生的工程問題,補習班老師小柯則紀錄樂生院民的記憶…。這是來自不同層級的人為同一議題 發酵。


管婺媛說,過去在輔大念了4年,卻不曉得有樂生院,甚至還抱怨捷運為什麼不快點通車?在接觸院民之後,她為自己這句話感到慚愧。對於社會議題,不能要求每 個人都有相同的投入,只求各盡所能。樂生未來何去何從?每個人都不知道,但就如豬小草說的:「如果政府真的要拆,會有人把訊息傳到黑米或批踢踢,會有多少 人來?我不知道,但我們等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