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過年,想起剛踏進記者這行的一件往事。當時剛到台灣立報半年,跑的是教育線,某天回家,聽就讀國中的表妹提起校園發生一宗跳樓案,由於這所國中是我的母校,便好奇地探聞事發原因。眾說紛紜,有的說跳樓的孩子被霸凌,也有人說,因為孩子的父母是異國婚姻,有家庭問題。另有一說是孩子本身有精神狀況。想了一下,回報報社,長官指定隔天前往採訪。

這是一宗獨家新聞。以上眾說紛紜的原因相互串聯,即可成為一篇「精彩」的地方新聞。但報社並沒有這麼平淺地處理,採訪時,除了拜訪學生的導師、輔導室、訓導處、主治醫師之外,我們還堅持採訪孩子的父母,以及跳樓的學生本人,並且補充了相關支持方式。那天截稿截得相當晚,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生本人並未清醒,於是最後出來的稿件並沒有做出任何斷言,但針對了學生可能跳樓的原因,補充了訊息裡的關鍵人物如父母是否遭遇困難,需要什麼協助。在採訪前,學校本來相當抗拒,但事後看到報導,學校鬆了一口氣。因為報導並未急於歸因乃至於定罪,保護了跳樓的學生且拉進相關解決可能肇因的協助方法。

這樣的一則新聞,因為不狗血、煽動而失去戲劇性,但讓一個採訪者心情平靜且免去懊悔的可能,因為並未違反新聞倫理,也就是新聞審判。新聞審判的危險性,在於可能誤導司法判斷、侵害人權,並且強化社會原有的歧視與偏見。

張德正事件即是近來明顯案例。

張德正開著砂石車衝撞總統府,完全滿足新聞框架的需求。成為報導素材是必然。張德正曾寫下的部落格或臉書文章,確實也可以拿來當做報導的延伸題材,即便那很細瑣而無謂,但「報導」至多僅此而已。新聞只能是我們看見的「現實」,只能是當事者的發言。尤其在牽涉到社會上原有的污名議題,更應謹慎。然而我們在張德正事件看到的是,他曾寫下的文字,被媒體拿去「請教」「專家」,用以斷言其動機,並發起後續公審。

「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陳景彥則認為,具有邊緣性及反社會人格異常的人才會在遇到挫折時,採取激烈、超乎常人想像的的手段。對於人格性患疾,精神科仍束手無策,因為這類患者根本不可能就醫,尋求協助。陳景彥表示,開著砂石車衝撞象徵國家最高權力的總統府,這行為相當瘋狂,絕非一般人做得出來,當事人極可能為反社會人格異常,所幸這類情緒極不穩定者僅占社會的極少數。」(聯合晚報,「精神科醫師憂還有張德正?」2014/01/26)

「新店耕莘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楊聰財認為,張嫌存有『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想法,明明只是家庭糾紛訴訟,卻提升到國家司法體制出問題,以此美化犯罪行為,自我塑造為正義的悲劇英雄。」(蘋果日報,「過錯全推他人粉飾犯罪行為」,2014/01/27)

「身為精神科醫生的潘建志也在文章中指出,張德正個人有些情緒上的問題,導致他採用了自殺式暴力抗爭的方式。他的行為不得值鼓勵,但透露出的訊息不能以『沒有政治動機』一句話來忽略過去。潘建志最後感嘆,『我常常在診間聽到生活無以為繼的底層民眾說出和張德正類似的話語。司法不公不義,貧富差距拉大,已經在社會各個角落埋下了不少地雷。』」(新頭殼,「精神科醫師:明顯的政治抗議」,2014/01/26)

「司機張德正昨天駕駛砂石車衝撞總統府,引起社會譁然,對此,有意參選台北市長的台大醫生柯文哲今(26)天表示,除非能證明張姓駕駛有精神問題,否則就是民怨,執政者要反省。」(新頭殼,「車撞總統府 柯文哲稱執政者要反省民怨」,2014/01/26)

以上引述的幾篇報導摘文,記者皆採訪了社會上認定的專業/權力發言者,其隱含的價值觀與邏輯,是「這種抗議方式不可取」,會採取這種抗議方式者必定「人格異常」。或「這種抗議方式不可取」,但其行為出於政治壓迫而成「壯舉」。新頭殼的兩篇報導甚至有著政治操作影子:畢竟潘建志的政黨色彩向來明顯,而柯文哲受訪的身份是參選人。

前者的報導方式,野蠻裁斷了國家制度影響個人的可能性,強化精神疾患者即是危險可怖、難以「矯正」的偏見,並且因為「我們與他們不同且他們是少數」,社會多數者可透過既有(卻不一定正確可行)的方式進行隔離的暴力。換句話說,這是透過強化對社會「異常者」的刻板印象與偏見來擁護道德秩序。至於後者,則是收編社會悲劇,爲自己的政治版圖著色、填充。而因著台灣社會對政治的偏執,進一步影響了張德正身為一個人民的基本人權──過年期間,檢方五度聲請羈押,即是「張德正很危險,可能高度再犯」以及「滿足社會預期」。

媒體審判,有時候不一定有心,而是礙於處理新聞的時間壓力等框架。但這不能成為一再重複此種操作模式的理由。從數年前聯合報歧視精障者,移工殺狗、乃至於張德正,讓人感到恐怖的是:媒體從未反省。因此媒體審判最終僅能滿足媒體業主的點閱率、政治人物的曝光率、社會偏見的再鞏固,卻無益於阻止此類事件再發生,甚至連幫助閱聽眾理解事件本身都不可能。張德正不是悲劇英雄、不是精神疾患,對我來說,他是一塊被媒體與社會的集體框定撕裂的,殘破豆腐。而可悲的是,他永遠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