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水】
九月十二日週六14：00 ＠竹東瓦當人文書屋
主講：許靜娟（關渡自然公園環境教育部專員，地球公民志工）、胡慕情



我的採訪生涯，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一個是樂生療養院的反迫遷，另外一個，就是霄裡溪。這兩宗個案，讓我結識了這一生十分重要的夥伴與朋友，靜娟就是其一。我跟靜娟的個性其實不能算相像。在許多事情上我很粗線條，相對中性，質地裡有殘酷。但靜娟不是，她因為住家環境以及母親的關係，是一細心溫柔的女子。2008年，是我第一次遇見靜娟。當時我剛轉跑環保線，對自己有很多質疑。那些質疑，來自於環境議題牽涉的層面實在太廣，而我無法滿意自己只是個到現場去，把訊息帶回來就好的記者。

在遇到靜娟之前，剛好是中科三期剛通過沒多久，因為之前跑教育線的關係，我沒有跟上中科三期的環評過程，只有採訪到中科三期通過那天，環評委員很不滿，坐在環保署前抗議的行動。那時候，我也跟一般記者一樣，覺得這個案子過了就是結束了，所以沒有回頭去追溯中科三期案到底有哪些問題，且當時還有台塑大煉鋼廠的開發案，所以心力就先放在別的地方。但當時心裡隱隱約約有個聲音在響，就是，高科技業仍是政府力推產業，一定要找時間，把高科技業的問題搞清楚。

也是巧合，去採訪台塑大煉鋼廠開發案時，靜娟台大保育社的學妹傳佳修了新聞相關課程，要找一個記者跟線。傳佳不知為何沒去找大報記者，反而找我。總之我們兩人和當時在破報，現在在自由時報的記者郭安家，以及追蹤慈濟開發案的紀錄片導演紀岳君一起南下。那途中我和傳佳成為好朋友，之後常常看她在台大保育社發的訊息，就這樣看見了霄裡溪踏查營的資訊。然後認識了靜娟。

靜娟家在淡水農村一個叫做下圭柔山的地方，也是現今淡海新市鎮二期的徵收預定地。許多老師曾建議她走往研究路線，但如今她選擇成為一名環境工作者。

靜娟回想自己的選擇路徑，其中一項影響因素，是成長環境。靜娟小時候住在淡水的住宅區，父親那一代就離農，到指南客運開公車，但是只要空班、休假，山上的老家幾乎是唯一去處。現在下圭柔山這座有一座七十年的三合院，是靜娟的爺爺奶奶蓋的，現在還在，門前就是稻埕。

靜娟十二歲那年，父母決定回山上住，在老家旁蓋了農舍，從此開始了她的通勤生活。通勤的路越來越遠，母親每天用摩托車載她到鎮上讀國中，上高中後，則搭捷運通勤北一女中。捷運剛開通的淡水還有一點小鎮的樣子，人際網絡很緊密，因此靜娟到台北讀書後，極端不適應。這份不適應使她開始處理鄉愁這個議題。直到大學，找到淡水社大、去修淡水史，那份焦慮才找到安放之處，像是抓到自己的認同和連結。

上大學後，靜娟進入台大保育社。這個社團的學長姊，除了遊山玩水、做生態觀察，社上還有一股人文、議題關懷的討論風氣。保育社常常跑烏來夜探、玩水，大二那年，社上學長黃泰華發現烏來要開一條往三峽的聯外道路，大家跑得更勤、訪談當地人、更深入認識當地的政治、經濟結構，同時也拜訪諸多環團前輩，例如台北大學的廖本全老師、當時在蠻野的林子淩、荒野的周東漢等。烏三案是靜娟生命中的重要議題啟蒙，也因為保育社的影響，她從會計系轉往社會學系、接著考上城鄉所。

2007那年靜娟研二，剛好蘇花高議題爭議很大。企業家嚴長壽、童子賢等人出面呼籲反蘇花高，靜娟當時休學，在荒野的前輩、也是保育社好朋友斐悅的母親廖惠慶女士邀請下，和另一位夥伴投入蘇花高的倡議專案工作。由於蘇花高牽涉很廣，當時，靜娟常常台北花蓮兩頭跑，找許多人開會（大部分都是環團成員）、找志工讀環評報告、想策略、開記者會、找交通專家提替代方案、辦工作坊產出教案，諸多操作，都非常理性。但這些事卻讓當時的靜娟常常覺得無力。

無力來自於和現場的抽離。在議題當中靜娟的腳步緩慢，個性上是需要直接走到現場、和人聊天、直接走到環境裡面感受，對議題才能有進一步想法的人，但當時在蘇花高這個議題裡的步驟不允許如此做事，蘇花高很多政治操作、邏輯推理，那不是靜娟擅長的事。後來她就離開。

2007年底，正處於學業和議題參與的低潮，蘇花高之後，靜娟不太知道自己能在環境議題中做什麼。彼時她在世新大學旁聽杜文苓老師的《政治生態學》，後來因緣際會成為杜文苓的助理。杜老師某天打電話給她，邀靜娟列席一個關於高科技產業污染的會議。

在會議當中，新埔鎮居民陳金進陳述了霄裡溪汙染事件，表示當地自來水取水口，位於上游光電業者的排放水下方，居民喝了多年廢水，讓靜娟感到非常不可思議，也很憤怒。在那之後，她跟杜老師報告決定籌組霄裡溪青年工作隊，追蹤參與這個議題，同時，也開始想要找更多人進來、舉辦兩天一夜的環境踏查營，讓人們直接感受現場，再一起討論能做什麼。杜老師在整件事情上給她極大空間。

多虧蘇花高議題的籌組經驗，讓靜娟約略知道一個環境議題需要不同領域專長的投入，但自己會的事情太少，於是工作隊的成軍包括當時台大保育社、公衛系大四的張傳佳；政大公行所博士班、現在在地球公民基金會擔任研究員的李翰林；會寫歌、後來也去地球公民工作的呂翊齊；還有在過去參與蘇花高認識、師大美術系畢業的詹雅如；擅長田野訪談、就讀人類所的保育社學妹呂嘉耘等人。後來，翰林又找了今年錄取金曲獎的客家歌手黃瑋傑、和他公行所的同學、現在的綠黨市議員周江杰等。這六七個人，當時大多是研究生或人生方向轉換的階段。

霄裡溪青年工作隊，是掛在當時的台灣環境行動網的高科技倡議工作的大架構下，在杜老師的支持下，靜娟和伙伴去提了青輔會社區參與的案子，用經費支持大家跑田野、辦活動。分工其實分成兩個軸線，一個比較偏推廣教育和社會溝通，像踏查營、和後來整個暑假的訪談、用水習慣調查，一個則是環評程序和法律訴訟的面向。

2008年四月間，工作隊和杜老師去了一趟新埔、看到霄裡溪、看到廠商的排水口、也看到下游的取水口。霄裡溪沿岸真的很漂亮，綠油油的稻田、百年的老房子，後來幾次拜訪，幾乎都是跟著陳金進，認識更多在地人。

2008七月那個踏查營，基本上是把這陣子對霄裡溪的認識，安排成兩天的課程，邀請當地人來講故事，讓更多人認識霄裡溪。靜娟說她印象很深刻，營隊第一天，吳家勳校長從下游開始，從人文的角度切入，帶隊員看老宅、看水圳、去吳濁流故居；一到下午，陳大哥從上游的廠商排水口，看的卻是有廢水的溪水如何從灌溉渠道排入農田，再到下游看自來水取水口。完全不同的視角，讓靜娟深感震撼與荒謬——孕育這麼長久人文的溪水和居民，在粗糙的決策下被犧牲。

當時，我也是報名學員之一，靜娟說當時並不知道我剛跑環保線，只知道有在追環境議題。「我很訝異，一個記者竟然跑來報名，而且兩天都參加。踏查營之後，慕情也成為工作隊的成員，常常跟我們一起去新埔。」

至於另一個工作區塊，環評程序和法律訴訟的面向。後者，是後來和團隊一起整理資料才慢慢認識的，越知道越覺得荒謬。1999年，華映和友達在桃園龍潭、霄裡溪上游設廠營運，製造面板的廢水排入霄裡溪。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當初，華映友達建廠、進行環境影響的時候，在環評專案小組會議中，其實有委員問到霄裡溪下游是否有自來水取水口，如果有，排放口應該要移至取水口下方。開發單位的回答則讓人相當吐血。然後環評委員就被呼嚨過去了，「我到現在還是很想知道，當初到底有沒有辦現勘。」靜娟說，後來那幾年，陸續爆發錦鯉暴斃、灌溉水導電度過高等爭議，但開發單位都以符合放流水標準來回應。2008年三月環保署發文給新竹縣環保局，通知霄裡溪水不能飲用，居民譁然。

踏查營之後，當時的行動網，和工作隊幾個比較嫻熟法令行政程序的夥伴，也協助當地居民展開訴訟過程，並且針對環評審查疏漏，要求改排。但環保署接下來一連串的作為，卻讓我們看到行政官僚如何為自己的錯誤找台階、同時為廠商護航的作為。

其一，是飲用水的爭議。七月，當時的環保署長沈世宏去到新埔鎮，在鎮公所的會議室中，環保署毒官員卻表示該紙呼籲民眾不要直接取用溪水的公告，僅只是告知民眾本來就不該直接飲用來自溪中的河水，而溪水本身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說法引起現場鄉親撻伐。

十月九日，沈世宏又再度拜訪小鎮。三個月前環保署官員口口聲聲表達溪水安全無虞、言猶在耳，但此次前來，竟是為了說服霄裡溪沿岸的居民，接受無償提供的飲用水，說詞前後反覆，深深傷害彼此的信任基礎。接著，環保署把霄裡溪沿岸居民家中的井水拿去送檢，發現裡面含有各種特殊重金屬，荒謬的是，環保署接著將銦、鉬等，列入飲用水管制標準，然後告訴新埔居民說，霄裡溪水符合這個標準，你們繼續喝吧。

面對當初的審查錯誤，環保署在2008年以霄裡溪被規劃為取水口為由，要求廠商提出環境差異分析報告，後來在2009年，決議改排至老街溪，換桃園跳腳。因為無法取得桃園縣政府的允許排放到老街溪的許可，改排案停滯不前，而當兩家廠商在霄裡溪的排放許可到期時，終究獲得展延。經濟部還順水推舟，索性將之前上移到匯流霄裡溪前的鳳山溪流域的臨時取水口，定為永久取水口。這麼一來，霄裡溪真的再也沒有取水口了。桃園縣政府不用抗議了，廢水繼續排入霄裡溪，農田繼續灌溉。幸而時任議員的高偉凱和地球公民基金會持續追蹤，終於使得廠商承諾要做到廢水全回收、完成零排放的工程。

靜娟覺得自己對霄裡溪這個田野一直有愧，「覺得自己沒有一直陪這個案子走完。但這個議題依然對我有頗深的影響，其一，跟慕情一樣，工作隊的夥伴成為相當重要、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時有許多時光都在那邊度過，包括論文，也是在霄裡溪一面跑訪調，一面在溪畔的老房子裡一章章寫完的。」

在籌組工作隊的過程，靜娟再次確認自己不是用純理性和論述參與議題的人，要理解法規制度，並藉此思考攻防策略對她而言是費力的，「我適合故事、適合現場。法規很重要，還是交給專業的來。某種程度上，霄裡溪解答了我在蘇花高議題期間的困惑和不適感，也許我只是站錯位置而已。」

踏查營乃至於後面的訪調，更確立了一個議題對她而言，地方和現場感很重要，「如果要投入一個議題，我必須知道，那裏有誰、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們和議題的關係是什麼、我必須和他們談話、產生互動、親臨現場去感受和理解，必須要和這個地方產生連結甚至羈絆。」

霄裡溪之後、畢業之際，杜老師邀請靜娟成為她的專職研究助理，並鼓勵她持續朝學術之路發展，但靜娟選擇去花蓮，「我想走進蘇花高議題期間、未能走進的生活現場，去感受那裏的生活，解答除了蘇花高爭議外，花蓮人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有沒有微型產業的可能。」

然而，羈絆總是沉重的，「這是我對霄裡溪的愧疚感來源。」去到花蓮的靜娟，工作是研究助理，處理農村營造相關工作，「那時我的角色比較像外圍資源的提供者，後來也漸漸明白，若非真正在一處生活，很難真的對一個地方做出承諾，更不用說改變。」

「一開始說過，我自己家在淡水，而那位於淡海新市鎮二期徵收範圍外邊，也是所謂第三期的範圍內，徵收其實是很大的隱憂。但我一直覺得找不到回家做些什麼的切入點，我不可能一開始就和社區父老談議題，必須自己真實地在上面生活、自己站穩了，才有說話的空間。那是為什麼三年前，我選擇去關渡自然公園，學習如何執行食農教育課程，一方面我在尋找比較適合自己的、從事環境工作的角色，另一方面，就像黏土的箱姨說的，讓孩子喜歡吃米、知曉種田，可能是終止徵收奪走人命的可能支點。我想，這可能也是遏制像是霄裡溪事件這樣的悲劇一再重演的切入點，農村的環境價值，必須透過親臨現場被感受、進而珍惜。而我希望自己能夠扮演那個橋樑的角色。」

如同靜娟，霄裡溪這個踏查營對我自己來說也有好幾層意義。一個是開場時說的，我結識了許多這一生重要的夥伴，這些夥伴各有專長，比方公衛、公共行政、紀錄片、繪畫、人類學或音樂等等，他們一來補足了我知識面向思考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讓我開始做除了寫報導以外，透過其他寫作形式與藝術文化結合，去開啟他人理解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靜娟剛剛提過，前陣子入圍金曲獎，也來過瓦當的瑋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夥伴。霄裡溪之後，瑋傑、翊齊以及靜娟前面提過的斐悅，還有另一朋友俐君，一起組成樂團。只要彼此有空，就會聚在一起，喝酒談話，Am到天亮。在2010年我離開立報短暫放空的一個月，俐君也去申請青輔會的案子，樂團就拿著青輔會的補助去環島，去當時發生的幾宗環境議題現場現勘，比方美麗灣，中科三、四期、宜蘭小農、當然也包括灣寶，然後一起寫歌。

另一層意義，是更理解理性論述跟田野細緻揉雜的必要。採訪議題，走入田野，是在樂生的時候就奠下的基礎，但早期採訪樂生時，我的寫作總是感性大於理性。而這種寫作方式，到跑環保線之後，開始對我產生一些困擾。在跑樂生議題時，我的感觸很深。樂生是一個充滿觸動人心故事的場域，但院民將他們的苦痛一再反覆，當時我也試圖帶入各種面向的公共討論，但竟然還是有人無動於衷，甚至有立報的訂戶打來抱怨我的報導太偏頗。這種反應，一再在我面對環境議題時成為一根刺。

因為不是人人都有興趣，如果你不愛山，你會對蘇花高開鑿山洞無感。如果你不愛海，你也可能對美麗灣矗立海邊無感，因此，我寫作時只好更想著如何把人引進門，而那個引進門，即是以我為引子，告訴讀者，你看你看，這就是我看到的啊，多痛多痛。但這樣情感先行的寫作終究不可能普遍。因為那樣子的情感，是我的投射，或是我想像有一群這樣讀者的投射。但公共討論的立基不能侷限。那樣過於投射自我的寫作在呈諸公共後，它反而可能阻礙溝通，因為官員會看你的報導，當他看到沒有數據或調查的報導，只會想著，你是神經病，找麻煩的神經病。

打通我任督二脈的，其實是一位叫黑羊的讀者，他在我有篇質疑自己的文章底下留言：

「滾石不生苔。大約是從您開始跑環保線開始，發現您的稿量越來越大、越來越密。雖然將台灣四處發生的不公義報導了出來，把人民的聲音放大了許多，讓更多人了解這些事件。但是也越來越急躁，不少時候除了事實以外，我看到的不是觀點、而是憤怒，就一個讀者而言，我認為這是相當可惜的。憤怒，當知道這些事件以後，留給我們就好了。但是要是您能提供我們冷靜的分析、更為深刻的觀察與判斷。那我想，『觀點』這個字就具有了真正的意義。」

那是2009年的事，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是誰，但真的十分感謝他。這位讀者的回饋很清楚地告訴我：帶著你的眼睛去，但請把自己放在受訪者後面。把自己放在受訪者後面，受訪者才真正可能自己說話，也是在此時，各種角色的對話才會開始發生。

而當把自己放在受訪者後，就有許多事要隨著調整。比如，過去我曾覺得跨領域是困難的事。一是我去理解有門檻，二是如何呈現又是一個門檻。但霄裡溪踏查時的質量化調查，讓我意識到，再困難也得去做。其次，當常常接觸那些資訊，也慢慢發現，過往不同領域的知識，其實沒那樣難。

當開始學會另一套知識語彙，慢慢我發現自己可以跟官員對話。不必八面玲瓏，不必討好。行政體制雖然會僵化人，但是人就有柔軟，行政體制裡的官員有時礙於角色關係無法明目張膽表達他們真正意見，但他們其實歡迎，或是說，當你用中性的知識語言與他對話，他們的面目並不可憎，甚至，會私下給你更多知識武器，讓你去質疑他的長官。

而也因為實際踏查，我會比只收到新聞採訪通知才去採訪的記者更有敏銳度，或是說，建構自己更立體的思考，比方，環保署因為霄裡溪的污染案，將特殊金屬銦鎵鉬列入管制，當時這個會議沒有其他記者去聽，但因為去踏查，所以我去了。去了，就又知道這個管制標準是怎麼被胡亂建置的，而也因為理解這個過程，才有基礎進一步去質疑日後環保署不肯改排的荒謬。如果沒有這些資訊揭露，加上運動團體的抗爭過程，霄裡溪的運動可能就停在環保署說水沒毒，喝了沒事也不一定，而不會有現在的必須零排放的結論。

此外，某程度來說，霄裡溪可以說是開啟我關注科學園區開發圈地的起點，因為當時我一直追著毒管處跟水保處的人問霄裡溪的事，後來水保處的某官員跟我說，這件事的重點應該是，為什麼當初它會蓋在龍潭？水保處官員的說法點出了整個行政制度上的荒謬。渴望園區的開發從來就不是因為真的廠商需求孔急，而是，要藉由開發園區之名，在那裡造鎮。造鎮是都市計畫的思考，不是開發案的思考，也是這樣，它根本不會去想，啊，這裏可是霄裡溪的上游啊。又或是，當初想到了，但龍潭這裡風景真正好，所以在最初的環評裡，會有下游沒有取水口這樣的捏造。

在這本書中，我大量描寫人地互動的過程，因為灣寶這個地方會贏，有絕大一部份的原因，就來自人地互動後產生的地方感。對我來說，地方感是很珍貴的東西，它意味著居住其上的人理解這塊土地的紋理，同時藉由認識這塊土地的紋理，延展出對其他資源，比方水或生物的看法和運用模式。而也因著這份瞭解，人才有可能知道行政體制如何錯誤規劃。

但在桃園晴耕雨讀座談時，一位特別從新埔來的居民卻覺得談地方感「太農青，太文青」，他說，「我就不解釋農青是什麼了。像我住在霄裡溪，要過來，開車，花很多排碳量，我們那邊還喝井水，你們強調地方感會引起我的反感。我覺得應該要有解決方法，我知道綠黨現在在做合縱連橫，那你們要提出什麼政策？」

那位讀者當時提出這問題，可能是因為座談講者是綠黨的秘書長。我不覺得這位讀者的提問不可，政治上確實要提出解決的可能性。但我也時常想起，大概是2012年，我們曾回去霄裡溪一趟，那一次深刻感受到，霄裡溪死了。而從2008年到2012年間，死掉的又不只是霄裡溪。對我來說，霄裡溪是一個失敗的個案，而這個失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新埔鎮民把爭取霄裡溪恢復成原貌的權利讓渡給政治。他們覺得政治代理人可以為他們處理，但政治代理人往往會在行政體制裡妥協。


有沒有可能不妥協呢？答案也許是很悲觀的。但如果群眾力量大到一定的程度，妥協也許會變得不那麼輕易。我覺得，這是靜娟從研究者、走向組織者，教育者，並且慢慢想要走回土地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黏土》這本書要這樣書寫的原因，我們透過認識與我們親近的一塊地，一條河，理解它們與我們的生命緊緊扣連，是因為這樣，而甘願做一塊反覆投河的石子。當我們只是一顆小石，我們激起一道漣漪。但當各位也成為與我們一樣的石頭並集結，也許我們能改變河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