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邊界




日前,在臉書上轉載了同業萬金油對《做工的人》的書評,本來鎖朋友,因上半年實在太忙,已有太多想好好討論的事都只能零碎掛想;但後來還是開了地球,因下面開始有些有趣的回應,主要是李尚仁老師。

李尚仁老師:

❝正在讀這本書,作者是位大學畢業的監工,他的寫作位置和語調讓我想到當兵的經驗,想到軍隊中的「士官」。士官是不是阿兵哥?從軍官(管理階層)的角度看,是,他們生活作息與工作和阿兵哥密切結合在一起,很多工作他們要和阿兵哥一起做,軍官是不用做的,權利也更接近於大頭兵而非軍官。但實際上,在權力位置上與某些待遇上又不完全如此。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工人」這個範疇指的是什麼?可以指稱所有「做工的人」嗎?有一個「工人階級」嗎?有些歷史學者,像是前陣子來台灣訪問演講的英國修正主義派工人史學者Alastair J. Reid,就認為沒有。
我:
❝這是我昨晚murmur的原因,我的碎念不是單指向文本,不只出版,包括報導。因多元媒介的作用,對我而言,之於文字的評判與信度,必須納入更多角度來衡量。 
在這本書裡,「做工的人」其實是包裝的雙關,雙關可以無涉評價,基本上中立,既指涉書寫的對象,也是作者本身。但就如同老師所提,作者本身是否可以被歸納成其所凝視的「做工的人」的範疇?進入過勞動現場的都知道,雖人在工地,工頭(此誤植,作者身份是監工)卻是無論如何高於他書寫對象的階級,苦難在這前提上不可能平等。 
然從書名、攝影、乃至於寫作者本身(我不清楚有意或無意)等各個環節,都在刻意抹消這個階級位置;而在行銷的部分,卻又讓階級重新浮現(工人之於其他)。對我來說,這讓書寫原本的純粹與素樸被削弱,使得文字的作用止餘剩「感動」。而作者本人也坦承的,對於行銷帶來的回饋的耽溺(用字稍重,但這是我的感受),則進一步使反身性難以產生。 
這是我提及虛構與非虛構的差異、「代人發言」與「代言」間的懸殊。這本書之所以引發討論,在現世的傳播情境下是很可以理解的,因這件事觸及到,散文、報導、報導文學的界線,在目前媒體平台的愈趨模糊。非虛構寫作(新聞)需要市場支撐,但非虛構(新聞)卻有著不能商品化之處,當這樣的寫作文體,從媒體到出版都缺乏定義,確實可能讓非虛構寫作落到真正無用的地步。❞

不久後,老師又給了另一回應:

❝公平地說,作者的文字是有點出他和工地其他工人身份上的不同(所以我才會說這是我讀到的語調),乃至社會看待這種差異所帶來的好處,例如談罰單那篇(92頁)。至於報導、訪談、評論或行銷,我沒有在追,就不好講了。 
另外, 「工頭卻是無論如何高於他書寫對象的階級」,這點社會學上講是正確的,但我提「士官」的類比,想到的不只是士官階級高於兵,還包括當兵經驗中(我是預官),往往階級是一回事,但實際權力關係有時候會被其他非正式因素所影響(雖然這也是相對的)。例如,在裝檢時有辦法從上級單位學長處拿到料的老鳥士官,往往年輕軍官反而要去巴結討好。這本書提到年輕監工和老師傅的關係,讓我想到這些經驗。對這些「人情義理」與非正式的關係的描述,連同對勞動在工人身體留下痕跡的描寫,是這本書我喜歡的地方。❞

本想在留言處與老師回覆,但這樣的方式其實是不良好的討論模式,因片段回應容易脈絡斷裂,想了想,決定把我對這整件事的思考與對老師的回應,整理成文如下。




前面提及,對於非虛構文本,在現世的傳播模式下我有一套自己的觀看邏輯,尤其,我自己的寫作(無論報導、報導文學與散文)多面向公共,這也會影響我如何閱讀與判斷公共介入性比重較重的文本。這邏輯當然並非要人人認同也接受,但同樣的「並非要人人認同與接受」的說法,卻很難逆推回喜歡這本書的人身上。這回推之難,甚而是拉出萬金油所論的血統都不見得通過,這樣的現象,在我的觀看裡,和以下所談有關。

過去台灣並不熟悉非虛構寫作這一文類,散文被僵化在傳統的文學(或說國文)教育框架裡,但如今台灣的讀者多半可以接受,散文可被歸類於非虛構的範疇。這範疇隨著近年出版的多元、社交媒介與傳播媒介的變化與介入,讀者亦可接受民族誌、文獻梳理、論文改寫(如藍佩嘉、魏明毅)乃至於新聞報導。過去這些文類,有它們各自的傳播體系、對話對象,亦有各自明確的寫作規範與倫理需要遵守,比如報導講求對事實的再確認、抑制個人感受,而民族誌亦會特別關照權力關係與政治再現等問題。這樣的倫理與邊界,對我這樣的讀者與寫作者有它的重要性,因報導與民族誌都極富侵略性,如果背叛是田野裡的天問,克己的行動與持續地修正是我目前唯一想到的回應方式。

然而,文類的邊界從來不是僵化不變,人類學的部份老師清楚,而就報導這件事,亦有嚴肅新聞、黃色新聞、報導文學等各種流變,這些調整對我來說,來自於浸淫其中者對文字與現世關係的反思,而其邊界的重塑,來自於與其互動的對象,這對象,包括政治經濟環境、媒體經營市場乃至於與各階層讀者的互動。而這些因子,又相互牽引(制)。

這裏所談傳播環境的變化,並不單指其存活與營利,有一部分也指涉這個文類原本存在的核心價值;價值會與原先的邊界有關。以報導為例,即便是現在這樣崩壞的世局,我相信多數人依然同意,其存在的功能,是要能監督與改變結構。過往,一個記者寫一篇平鋪直述無動人淚水的新聞報導,可能可以讓官員下台、讓法條改變;但時代變化,這樣的改變引力不再存在;報導殊異於散文,在於它不能是記者的主觀意見,而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又讓「站在雞蛋那一邊」的報導,一直有著存活空間;蘋果日報來台後開闢的人間異語、壹週刊的人物特寫,則拉出了另一條存活的可能路徑。

這個存活模式,既是對記者(寫作者)個人亦與組織有關。因市場的緊縮,媒體組織內的勞動條件與寫作(報導)自由相對壓縮,在幾年前,評論平台承接了這些人(包括我),但這評論平台之所以可能存活,卻也不得不與社交媒體的使用掛鉤;儘管部落格時代已讓每個人都可以是媒體,但「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發言權」的最大值,卻是在臉書實現,因著傳統傳播模式與組織,在此與其交錯,走向死亡。

一直到現在,評論平台依然存活,但其存活無有可能維繫好的,或說穩定的品質。尤其是公共評論,好的公共評論,講究事實的查核與各項領域的積累,但目前評論平台卻只是消耗著這些原出自舊有媒體人的積累,而平台為其本身的存續,則無可避免地會邀約臉書上的活躍份子。這樣的現象一直困擾著我——任何人當然都能對公共議題做出發言,但評論的「用」難道只是各抒己志?平台對於稿件的登與不登,不在於先前與某一曾姓主編交鋒過的民主不民主的問題,而在於,這登與不登的文本能否拉出討論(甚至辯論)空間?公共溝通是否還可能存在?而公共溝通若不存在,結構的指認與改變,是否還有可能?

評論平台之後(或說同期間),另一救亡圖存的是新的媒體組織,顯著案例,是報導者。報導者之所以受到歡迎與認可,在我的觀察裡,有很大一程度,來自於社會對報導之於結構的改變依然有需求,而評論平台無法完全肩負這個責任;報導者成立的口號,是以調查報導為核心,但運作下來,平心而論,調查報導的比重遠遠不及我前述所提,人間異語與人物特寫的寫作調性。

我並不是要說,那樣的東西不稱為報導。但這樣的寫作的「用」有它的侷限,一如純淨新聞有它的侷限,但這些侷限,在現世的傳播環境裡,很少被檢討與反省;我說反省,不是說,「讓我們回到最一開始我所提的那樣的邊界規範吧!」而是,變動已經且必然會(不斷)產生,但我們如何重新融合乃至於定義?這勢必得回到對「寫字」這件事的叩問。寫字不必然要文以載道、懸壺濟世,但亦不可能全然無用。因此若有用,要怎麼有用,要怎麼拿捏我與讀者乃至於被凝視者間的距離?

上述的思考,與我對做工的人的評價有關。

這本書出版時我很快地就去閱讀了。儘管現今工人早有自己的紀錄片影展、攝影展、口述史乃至於移工文學獎,這依然是少見的、珍貴的視角。我在前面回文所提及的,抹除階級的部分,並不在於作者沒有自承他的階級位置,或是階級權力的變動,相反的,正是因為這些自承,以及另一些「我跟他們一樣」的情景描述,抹除了階級差異。「有一個工人階級嗎?」是個好的提問,而對我來說,這亦要併同老師也寫到的「工人這個範疇指的是什麼?可以指稱所有『做工的人』?」這個提問之所以重要,在於,我前述所提的階級的抹除,在行銷端浮現,它之所以賣得動,正在於對「某一種做工的人」的凝視,而這背後,有對老師提問的忽略所導致的全稱代言。

回到前頭的抹除差異,這有什麼不對嗎?沒有,到這裡為止,作者沒有問題,到這裡,仍是素樸的,隸屬於傳統散文的範疇裡,因為被這邊界保護,因而裡面可以存在大量的直觀感受、無需檢驗的經驗甚至刻板化印象。然而,當作品在傳播時,以宣稱對某一議題的介入,它的邊界便變換了,變成出版時的人類學基調(如作者所提,出版社原本所想的書名正是人類學)。當它被以人類學的形象推出,對人類學有邊界想像的人自然會有他的疑惑,比如,這裡頭有匿名的書寫,那麼讀者如何確認你與你被書寫對象的關係乃至於田野的真實性?

第三個層次,是出版後與各個媒體平台的合作刊登,我指的不是作者的被採訪,而是原文照登,報導者便有許多篇,還有風傳媒,以及NPO,在這「新聞平台」上的曝光,其邊界又再度轉換。當進到這與報導有關的範疇,我這樣的讀者就會質疑,那麼,這裡面的書寫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嗎?其應對結構的指認在哪?這可以以引進移工那篇為例,「這樣的結果,使台灣本地無經驗、無技術、無設備的低階年長勞工受苦,在面對年輕力壯的外勞時毫無競爭力,只能勉強去做薪資待遇更低的看板人、舉牌工。台灣的工程往往以低價搶標,能省則省,省到後來就無法保證會有穩定的人員可在工地施工。」這樣「斬釘截鐵」的指控,在報導裡不是不行,但要有事實證據支撐,事實證據不來自於親眼所見,還必須包括數據等其他。更別說「引進移工才讓本勞不想做」這樣的說法,是所有關注移工議題的人都知道的地雷談論方式,本勞不從事這些工作移工或許是一影響因子,但遠不只是移工這樣單一因素。

最踩我地雷的,是出版社請作者手寫信給總統蔡英文。我們都不需要裝傻吧,無論蔡英文回應或不回應,從行銷面來看,這都是雙贏的策略。我沒有要否認這之間有真心誠意存在,但若是要對惡狀進行改善,難道無需先指認結構?但當這疑問被提出,作者與出版社或喜愛這本書的人回應,會是,啊,為什麼一個素樸的寫作者要負擔這麼多呢?或是,啊,改變總是要從感動先開始——這樣的說法,我不愛但我不能說這有什麼錯,只是,那為何不能迎接提問與挑戰,而是遊走在這三種文體的邊界裡?

最後,還是以我原先本來只是碎念的小mur作結,其實歸納起來也就這麼短:

與其說是對寫作者的苛責,不如說是對寫字與用的質疑。這質疑並不源於古老的百無一用是書生,而是,眼見字的散播確實促成改變但那所以動人的素樸卻很快地被商品化。商品化並不是髒字,透過販售作為擴散的管道亦不低俗;然而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確實有一條難以制式化的界線,而這界線某程度來說,是非虛構寫作難於虛構之處,或說,是非虛構之所以必須存在與書寫的理由——其所涉及的是自我探究,是寫作者如何透過事實而非身份的錨定去呈現字的信度、被凝視的主體與寫字者的關係,乃至於,當此寫作的行銷涉及政治正確性議題的動用,這所召喚出的資源究竟歸向於誰。批判不本於文人相輕,批判本身也可以不涉及污衊與毀損,真正引來屈辱的,是寫作者位置的浮盪,並利用這浮蕩的灰色空間逃避戳刺。述說與詮釋因此沒有根基,討論無從實現,也真正取消了被書寫主體再現甚而向前一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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